基本信息
- 作者: (澳)大卫·登伯勒(David Denborough)
- 译者: 冰舒
-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 ISBN:9787111498742
- 上架时间:2015-4-24
- 出版日期:2015 年5月
- 开本:16开
- 页码:222
- 版次:1-1
- 所属分类:社会科学 > 心理学

编辑推荐
叙事疗法发源地澳洲达利奇中心现任主席登伯勒心血之作
中国叙事疗法奠基人李明博士倾情推荐
最权威、最专业的叙事疗法实践指导书
每一种创伤里,都安放着人们所在乎的东西
每一种在乎,都是有故事的
以故事的讲述,去消融创伤
内容简介
这是本书要回答的三个重要问题。作者借助丰富的叙事实践经历、深入的思考与精巧的编排,为读者呈上一份思想的盛宴,对重大群体灾难中叙事实践的方式、生命之树、生命之队、民俗文化、艺术化生活、超个人心理学等诸多重要的议题做了深入细致的探讨。每一章都是叙事治疗创造性的运用,收集了许多新的叙事实践的元素。书中特意运用了一些容易实践的方法,适用于孩子、年轻人和成年人。它们特别地回应了治疗师们提出的问题:在特定的环境中,一对一的咨询是不可能,也是不合适的,怎样用叙事的方法来帮助那些在困苦环境中挣扎的人们?
身为后现代主义三大治疗学派之一的叙事疗法,越来越受到追捧和认可,但还没有一本如此专业、权威,而且实用的实践指导书来满足读者的需求,相信这本书可以做到!
作译者
(David Denborough)
叙事疗法发源地澳洲达利奇中心(Dulwich Centre Publications)现任主席、资深教员,长期从事叙事社区工作的临床实践。达利奇中心是由叙事疗法创始人迈克尔·怀特(Michael White)创办,专门致力于叙事疗法培训、推广、研究、书籍出版等活动的公益组织,位于澳大利亚。
目录
导读
序言
致谢
第1章
回应创伤/回应社会问题……1
第2章
回应群体创伤……23
第3章
相互贡献:交流信息和界定仪式……49
第4章
生命之树:回应弱势儿童群体……69
第5章
生命之队:为年轻人提供运动机会……97
第6章
心理和社会的抗争调查表……125
第7章
集体叙事的时间线和历史地图……143
第8章
歌曲作为营养:作为对创伤的回应,让民俗文化恢复生机……161
前言
我在巴西曾以书面的形式记录了那些露宿街头无家可归的人的倡议,他们要求收回他们居住的街道,他们在水道桥下面建立自己的"家",为这些无家可归的人们建立一个协会能更好地从政治上把他们组织起来(瓦兰达,1999年)。那时,巴西无地工人运动正在首都开展游行示威,要求更广泛的社会变革。
这些事件同样重要,但它们并没有促使我去编写这本书。
这个挑战来自与《受压迫教育学》(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的作者保罗·弗莱雷的一次会面。保罗在巴西流亡了很多年,他是一个不断质疑现状并且邀请他人去做同样梦的名人。
谢里尔·怀特、瓦尔特·瓦兰达(一个巴西同事)和我被一位年轻的女性(我们认为是保罗的一个亲戚)引导着进入了保罗的研究领域。当保罗·弗莱雷找到我们,问道:"你们可以说葡萄牙语吗?"我们这些澳大利亚人摇了摇头,这位年轻的女性转过身很果断地对保罗说:"但是你的英语说得非常好!"
也许这一幕曾经发生过,弗莱雷之后通过我们的巴西同事继续用葡萄牙语讲话。这一点很明确。我们没和当地人说一句话,就找到了他在巴西的家,开始和他谈话。
过了一段时间,他转说流利的英语,慷慨激昂地说了一些方法。他试图通过这些方法把对教育的理解从老师教的个人主义的学术练习分离出来,这个过程就有可能让心理治疗师了解到世界是不同的,从而产生集体性的理念,并引发更广泛的社会变化。
当然,我一直没有机会问是否可以把采访录制下来,所以开始很快在纸上记录我的草稿。随后有了一段停顿,我意识到这是一个提问的机会。我尽力问他描述的一些原则是如何与一些无家可归的人联系到一起的。这看起来是一个无伤大雅的问题,但是问题的答案一直遗留到了今天。
他说这个问题他回答不上来,而事实上,我也找错了回答这个问题的对象。他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在和那些无家可归的人的谈话中找到。
他说他越来越担心这样一种现象,人们习惯性地在错误的地方去寻找方法,当他们找不到答案的时候会感觉非常的绝望;然后坚信更广泛的变革是不可能的,这件事不值得去渴求并为之付出行动。他把这种现象称为"宿命论的新自由主义",他相信这很可能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障碍。
这些与"宿命论的新自由主义"和绝望政纲有关的词语,对我来说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挑战。在我人生的不同时期我对绝望有着不同的认识:关于社会变化的绝望,关于人与人相处方式的绝望。保罗也生活在对绝望有所认识的生活中。他的希望教育学不是简单地从乐观里得出来的,那是一种了解绝望的希望,并比自己的知识更强大。
我们谈话一结束,我就赶往机场登机,飞往我在堪培拉的住所,那儿可以看到很多山。一段时间之后,我回到家中筋疲力尽,直接上床倒头就睡。那天晚上半夜醒来,离天亮还很早,我索性走到桌旁开始考虑此次访谈之事。我把当时做的笔记注释敲进电脑里编辑完毕,然后又继续回到床上睡觉。
几个小时之后我醒来时,阳光透过窗子照了进来,收音机里播着新闻,头条居然是保罗昨晚去世的消息,他在我们下午离开他家后就进了医院。
他对我们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们今天的奋斗不意味着一定会实现变化,但是如果我们今天不奋斗,未来的后代们会付出更多的努力。"保罗的历史不会结束,将永存。(弗莱雷,1999年)
保罗11年前的每一句话都深深地影响着本书每一页内容,我们怎样去抵抗"新宿命自由主义"的宿命?我们怎样怀着对更广大社会变革的期冀去思考我们的工作? 我们怎样在正确的地方去寻找这种希望?
序言
我们应以何种方式面对创伤
创伤那些事儿对从事心理助人工作的同行而言,并不陌生,但《集体叙事实践:以叙事的方式回应创伤》所描述的面对创伤的方式,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一定闻所未闻。
本书颠覆了长期以来人们对创伤的基本误解。绝大多数心理学工作者会把创伤视为对幸福的挑战,认为应该运用最高效的技术尽快消除其影响。叙事的态度会认为创伤的确是一种挑战,但对挑战的回应方式并不一定是消灭对方—回应和应对,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它们所带来的效果也自然大相径庭。回应是带着尊重的立场,应对是带着立场的尊重。一个静,一个动。老子说:“静为躁君。”
从叙事的角度看来,一件事能成为创伤,必然因为是它触到了内心的痛处。痛处之所以痛,往往是因为在那里安放着人们所在乎的东西。每一种在乎,都是有故事的。倘若不去了解这些故事,而急于消灭创伤,我们就会错过一些机会。创伤原本是在告诉我们很多东西,我们岂可充耳不闻?
人们不愿面对创伤的因素有很多。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来自别人,一种来自自己,一种来自关系。
“创伤”往往会让人产生虚无感,忘记了自身所具有的智慧和力量,进而否认自己的价值,逃避内心最想要的选择。所以,被创伤左右的人,会通过一些方法去回避创伤,比如否认、逃避、攻击别人等。人们在反复使用这些方法后,恍惚间就会忘记自己内心的追求,背离最真诚的声音。此时,人们若被迫面对“创伤”,就会产生一些烦恼和对抗。这种烦恼和对抗会让听者望而却步,从而不愿碰触别人的痛楚。这是我所谓来自别人的因素。
另有一种让人不愿面对创伤的因素来自自己。这种因素主要是因为别人的创伤会触动自己的内心。这种触动会将自己带回过去,不得不面对自己的一些经历。“创伤”并不是心理助人关系中求助者一方的专利,施助者也同样会受到它的影响,总会有一些经历和故事会被它攫取,让施助者不愿意去面对。加文·艾维和特雷莎·帕廷顿(Gavin Ivey,Theresa Partington,2014)认为这种悲伤感(perceived woundedness)对于从事心理助人和临床心理工作而言是一个必要的条件。没有一定的开放度,不肯正视自己的悲伤感导致难以有效地帮助来访者。然而,施助者对自己的开放度也不是没有底线的。总会有一些经历会被“创伤”主题的自我叙事攫取,不经意间被来访者的故事激活,这种共鸣所带来的触动,不见得是施助者所欢迎的。当然,施助者在工作伦理上有责任去不断提高自己,但毕竟要承认人都是有局限性的。这是我所谓的来自自身的因素。
还有一种让人不愿面对创伤的因素来自关系。创伤的故事不是不可以讲,但绝对不是对任何人都可以讲。有时候选错了人,讲出来会伤到自己;有时候选错了人,讲出来又会伤到对方。很多时候求助者不肯和咨询师分享,实际上是为了保护对方。在足够亲善的关系形成之前,求助者实在没有理由盲目地相信咨询师可以承受那种痛。同样地,咨询师也会对来访者有些担心。不知道自己所面对的人究竟是否已经可以承受自己的那些经历,尽管其中蕴含着巨大的能量。能量其实永远都是中性的,决定其价值的,是它所带来的改变所指向的方向。当方向不清晰的时候,“无力”很可能是最安全的生存方式。
那么问题来了: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创伤?特别是如何面对别人的创伤?尤其是大规模群体性创伤?
这是本书要回答的三个重要问题。作者借助丰富的叙事实践经历、深入的思考与精巧的编排,为读者呈上一份思想的盛宴。本书对重大群体灾难中叙事实践的方式,生命之树、生命之队、民俗文化、艺术化生活、超个人心理学等诸多重要的课题做了深入、细致的探讨。
译者冰舒研究员是中澳叙事中心的资深学者与咨询师,多年来致力于叙事应用实践以及传播工作。她以其坚忍与细腻,历时两年翻译了这本大作,相当不易。叙事的语言独具特色,总有一些地方难以用最地道的中文表达。当然,即便是同样的文本也存在不同理解。这在译书的过程中也难以避免,欢迎读者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正如创伤不可避免的是集体的事情,叙事实践的发展也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作为朋友,幸能先睹;作为同好,乐观其成。
是为序。
李明
2015年1月于北京
媒体评论
李 明
北京林业大学
心理系咨询中心主任
人们习惯性地在错误的地点去寻找方法,当他们找不到答案的时候会感觉非常绝望,然后坚信更广泛的变革是不可能的,这件事不值得去渴求并为之付出行动。这对我来说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挑战。我们怎样在正确的地方去寻找这种希望?这深深地影响着这本书里每一页的内容。
登伯勒
达利奇中心现任主席